人到中年的马云哪一天会不会宣布自己“退休”，去做首席架构师？那样的话，阿里巴巴才真成了一个快乐的青年
阿里巴巴六位高管离任或换岗，一时间IT时评家们四处发表言论。
至于为何离任，旁人强猜都是隔靴骚痒。而几乎与此同时，华为宣布任正非“退休”(继而又被返聘)。如果任正非的“退休”并不是华为辞职门事件的终极公关手段，则此次两起人事变动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民营企业经理人的发展生态终于和政治人物的发展生态撇清了联系，进入到了自然进化阶段。说白了，就是大企业高管终于从“干到死”的预期过度到了“干到老”的现实。
看来，阿里巴巴想做一个快乐的青年。因为只有活力，才能保证生命力；因为只有年轻，才能与时俱进，才可能实现马云要做103年的企业帝国的梦想。与之相比，任正非的“退休”似乎来得有点晚。
高管换血，除了企业家从“尾大难掉”的企业权术考虑外，还有利于杜绝企业思维和企业性格的僵化。1979年，盛田昭夫推出WALKMAN。在此之前，研发人员都认为，把录音机的喇叭录音功能拿掉，装个耳机，光听不录，是异想天开。但是盛田一意孤行，结果SONY的WALKMAN随身听风靡世界。这种由企业一把手押宝式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几乎天天都在做。尽管索尼押对过两次，可是其在电视机市场液晶、等离子方面的“站错队”，最终掀起了索尼在全世界市场萎缩的序曲。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文化、权威崇拜，是横亘在百年老店理想前的最大路障，更何况是每一秒钟都不一样的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
“青年”和“教父”不可得兼，阿里巴巴要想做103年，就必须向完善的公司治理、Google式民主的企业文化进军。而不能像官僚干部一样，只上不下，甚至出现“60岁的人召集50岁的人研究40岁的人的退休问题”。
在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的回忆里，段永基问任正非：
“你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指任正非和华为高管)只占3％的股份，有一天别人可能联合起来把你们推翻，将你赶走？”
任正非说，“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把我赶走，我认为这恰恰是企业成熟的表现……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了，联合起来推翻我，我认为是好事。”
我们很难确信任正非的回答是发自肺腑的，就像我们很难求证“退休”的任正非是不是可能“退”而不“休”。但是任正非敢予表态，敢予“退休”的做法，意味着他也承认，中国式的公司治理并不一定需要一位永恒的“教父”来把持。
或许，很快，在阿里巴巴的战略目标一个个陆续实现之时，人到中年的马云会宣布自己“退休”，去做首席架构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