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4年前，由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带头的“干部自愿降薪”一样，华为的“集体行动”再次上演，不过这次是由上自下的“集体辞职”，牵头的是华为总裁任正非。
华为日前发布的一个内部通告显示，在前不久的华为“7000人集体辞职事件”中，有着1号工号的任正非也率先向董事会提出了退休申请，在11月份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不过，经过董事会的挽留协商，任正非继续返聘担任CEO的职务，并从12月14日开始重新返聘上任。
对通信行业来说，没有哪个企业能把企业带头人跟企业发展联系得如此紧密，但是华为是一个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任正非显然就是华为的一个“标签”。
一位企业老总在到退休年龄时选择退休或许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件，但放在华为的背景下，或许有着不同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任正非的退休选择了在华为“7000人辞职”的大背景之下。
在华为“辞职门”之后，曾经有媒体提出疑问，虽然这次的“集体辞职”事件影响面极大，但没有一名员工向有关部门提出起诉。
根据华为的资料显示，这次大辞职事件总共涉及了6687名高、中级干部和员工。最后的结果是，6581名员工已完成重新签约上岗，共有38名员工自愿选择了退休或病休，52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自愿离开公司寻求自己的其他发展空间，16名员工因绩效及岗位胜任等原因离开公司。
任正非及高层干部在其中的表率和带头作用不可小觑。
除了任正非提出退休申请之外，华为资料显示，还有93名各级主管，尤其是部分中高级主管自愿降职降薪聘用。这和“1996年市场部集体大辞职”、“2003年IT冬天时部分干部自愿降薪”一样，令人瞩目。
同时，华为对此次“集体辞职事件”是否为了规避新《劳动法》有不同的理解。其辩称：这样做是为了对公司的“沉淀员工”进行激活。
实际上，华为在成立初期为了给予员工长期激励，建立了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根据工作时间长短可以获得一定的内部股，由于股权与工作时间以及员工的工号间接相连，这就形成了华为独特的“工号文化”。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工号文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部分老员工单凭内部股票就可以每年获得不错的收益，与新员工的收入形成明显对比，严重打击了员工积极性。华为方面认为，这次薪酬制度改革重点是“按责任与贡献付酬”，而不是按资历付酬。改革受益最大的是那些有奋斗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并作出贡献的员工。
对于华为而言，进行薪酬改革也是源于生存和发展压力。
华为已经进入了竞争最为激烈的国际市场腹地，其内部通告称，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近期发生的全球电信几次大整合将决定未来电信市场3~5年的格局，同时，“未来几年也将决定华为近二十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是否会付之东流”。
虽然任正非本人对华为的发展非常重要，不过现年63岁的任正非从几年前开始已经在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进行准备。除了推荐孙亚芳担任华为董事长之外，还参照IBM的管理经验，成立了EMT，即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
或许对于任正非而言，已经为即将到来的退休做好了准备；即使有一天，任正非离开了华为，那么华为还是华为，并且将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