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手做大的网讯卖给思科已成往事，如今朱敏想做中国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
硅谷创业奇人吉姆，是高性能工作站SGI、网络先锋Netscape（网景）和在线医学数据传输公司Healtheom的缔造者，这三家高科技公司市值均超过10亿美金。不过，朱敏更想成为吉姆在硅谷创业者心中的另一个角色——点石成金的“创业导师”。
这是朱敏的理性总结，也是感性经验。4年前，当朱敏发现国内某地软件园很适合做软件外包基地时，不料劈头迎来当地政府的三大诘问——你的公司是世界500强吗？明年预计做多少收益？你打算投资多少钱？
“他们不信我一年能做出400万－500万美金，同时认为初期投资500万美金太少。”朱敏说，但事实上，在美国也是先投点钱做事情，再继续投，这样做下来的，而且500强很多都是通过收购中小创新企业发展而来。
“中国创业者的环境还是受太多制约，尤其在企业成长期。”朱敏认为，资金和相关经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希望能将成长型科技企业所需的环境延伸出来。
朱敏有良好的平台来实现这一梦想，他是美国最大的中早期投资公司NEA的合伙人，他本人还和NEA各出资50％在中国成立了中早期投资公司赛伯乐，并担任董事长。
现在，朱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角色——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这是他捐助1000万美元给浙大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
如果成功，朱敏将书写国内首个民间天使投资人参与大学产学研合作创新，并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的创新孵化机制的故事。
硅谷的“创新温床”
美国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创新温床”硅谷。在硅谷早期阶段，斯坦福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领导能力不容忽视，这也是国内大量“科技城”模式的由来——依托一所或几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
这种模式已初具硅谷一些要素，如科研教育体系上可能涌现的新技术知识、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大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约70％至80％由高校承担）等。
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在科研成果转化率上，我国高校目前每年科技成果在6000－8000项间，但真正实现产业转化的不到十分之一，而发达国家的转化率一般不低于30％。
“除了缺乏内在动力机制、外在经济载体等，对于硅谷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资本是如何孵化和培育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还须更清晰认识。”有高校科研工作者向记者表示，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初创时期的模式往往是先有科学突破，随后在风险投资资助下进行商品开发。
硅谷风险资本的特殊功能表现在通过资源的超常规配置刺激创新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受支持企业有的因研制出新产品而开创新产业，也有的因引进新技术而使传统产业旧容换新颜。
除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半导体外，苹果公司从获1300美元投资成长为个人电脑业龙头，也是由风险资本培育，从初创到企业上市，风险资本分3次共投入约35.3万美元，其他故事还包括微软、雅虎、eBay等。
此外，基因工程在上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出现于美国一些名牌大学实验室，大公司并未直接参与商业机会的开发，而是由风险资本扮演了重要角色。硅谷生物工程产业中，约有一半资本来自风险资本市场，其中风险资本占28.1％、私人风险投资占0.8％、股票市场占20.3％。
本质上说，与国内大量“科技城”一样，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承担的也是一个类似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定位于产、学、研一体的角色，而朱敏希望能整合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和NEA在扶持中小创新企业上的经验，打造一个适合中国高校的创业产业链模式。
创业企业的成长三元素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教授李凯获NEA投资后于2001年成立Datadomain公司，此后NEA将其项目孵化，产品两年后问世。今年6月Datadomain登陆纳斯达克，目前市值接近20亿美金。
“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人通常有创业经历。”朱敏介绍，NEA投资人不少出自高校，同时做过企业，又再出来做投资人，他们在高校有很多关系，同时看过很多工业，知道产业方向，什么阶段可帮助孵化什么，“等市场要成熟时，再把教授拉出来做公司，一年后教授又能回去，然后雇一个好的CEO过来，公司就做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