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创空间：全球化的流动空间

2014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国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空间——众创空间。如今创业热潮退却，共享经济来袭，“众创空间”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办公形态——联合办公空间。本系列走访了上海三个不同形态、不同背景和不同阶段的“众创空间”：新车间、WeWork、墨迩空间。本篇将介绍被称为“全球联合办公空间鼻祖”的WeWork。

当2016年上海提出发展众创空间时, WeWork的落沪正像时机恰当的礼物。如同宜家和迪士尼都将上海作为登陆中国首选，这座城市对于国际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估值已达数百亿美元的WeWork是上海成为全球城市的又一标志。

2010年，亚当·诺伊曼和米格尔·麦凯维在纽约市的Soho区共同创立了WeWork。目前已经在全球建立了140多个众创空间。2016 年7月，WeWork 在亚洲的首个空间正式开幕，选址上海延平路。同年11月，WeWork中国旗舰店在上海威海路开幕。

WeWork威海路店入口

穿过威海路上一条不长的里弄,进入WeWork旗舰店的第一感觉是别有洞天。前一秒钟还是日常的上海，后一秒钟就进入了多重时空的重叠。垂直降落的墨绿色旋转楼梯最为醒目，复古的色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址。不过这个被称作“connecting stairs”（连接楼梯）的装置事实上与旧址无关，是为了营造用户的偶遇契机而特意制作。墨绿色旋转楼梯也正在成为WeWork在各个门店中的标志。

蔓延与嵌套

WeWork将“营造社区”作为其最根本的内容，而“众创空间”只是不同称谓的形式。与很多类似空间苦于寻找目标群体不同，WeWork并不主动对用户的类别和规模进行预判。不管是独立设计师还是一千人的巨型企业，WeWork都会给出用相应的众创空间方案。

让用户迅速填满空间并自由生长，这也使得WeWork在不同门店的用户略有不同：有的门店企业用户居多,有的门店则企业用户和个体用户并重。这种用户生长的结果，使得WeWork在内部形成一个微缩的世界。在威海路店，一个在楼上的企业员工，能够看到楼下大堂正在喝咖啡的个体创业者。这位企业员工或许想要辞职，想要创业，想要和楼下的众创空间去交流，甚至他们或许已经开始一起行动。然而这个逃离和再次开始的过程，都可以在WeWork中完成。这就是一种“世界感”：让人不会察觉边界，也就无所谓退出。

在向内的维度上，WeWork的世界出现了有趣的嵌套，即空间内部又嵌套了相同的空间。科技寺这个提出“科技即修行”的众创空间，在其发源地北京往往坐落在创业园区内，而在上海则选址在WeWork。当两个相类空间的logo在用一场所中呼应显现，很有镜中之镜的奇妙。然而如果从WeWork的角度看来这却十分正常: 科技寺有需求，WeWork有方案，如此而已，完全没有同业竞争等多余的思考。这也可见WeWork确实在践行社区营造的原则，并没有被“联合办公”等名号所累。

WeWork威海路店中庭。

设计的生产力（designed productivity）

虽然WeWork并不主动筛选用户, 但空间风格对于用户的“瘾”力还是形成了物以类聚的效应。高入住率是WeWork在媒体报道中最常被提到的特征。上海的门店几乎都在开业不久就迅速满员。目前上海已有8家WeWork, 3000多名会员。WeWork亚太区经理Ole Ruch表示中国区会员在2018年预计达到1万名, 并认为中国将是WeWork在全球的最大市场。

被设计好的空间, 正以自己的节奏型塑着创造过程。正如WeWork企业用户浪走科技创始人陈达博所言：“它（WeWork空间）已经把很多都计算好了, 你其实不用太动脑子。”WeWork的专业性能够充分满足用户需求：在浪走科技的案例中，工程师可以得到他要求有窗并通透的位置, 尽管窗子不能如愿打开。然而这同样是方案的一部分，因为“户外的空气不见得比室内好”。 WeWork的专业化设计对于使用者而言是一种温和的“驯养”，用户通常也会将理解空间安排当成在WeWork中的学习。正如WeWork的理念：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在工作中寻求意义，WeWork 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加速了这个意识的推广，并将 成功 定义为自我实现而不仅仅是生存。”

以往全球化的空间大都是消费的场所，WeWork则开创了一种全球化的用以创造的空间。当社会学家卡斯特最早提出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时, 他所指的还是麦当劳或星巴克这类标准化的消费空间。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更是煞费苦心用“水晶复仇”的意象来警醒人们：物的幻觉正在奴役人。

与这些隐喻的批判相比，当前的现实更加直接、具体而又迅速。全球化的众创空间给“造物”赋予了新的魔力。这些被设计好的、具有生产力的空间正在进行着“空间的生产”，在嵌套和蔓延中形成丰富的生态与结构。这些造物空间为人们的创作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同样人造之物也正是空间成长的生命力